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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美信艺术评论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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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系皖南绩溪人,曾旅居欧洲,毕业于南开大学,独立批评家、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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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河清的“文化大革命”  

2007-11-22 22:41: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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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河清的“文化大革命”



                             程美信


   (首先声明:本文是对河清教授《真正意义的文化大革命——中国全面转向重商重利的新教文化》一文的观点之对错,进行我个人的评判,其中不乏平时读书所得的死常识,故不再做引经据典。另外,在读本文之前,建议先拜读河清教授的真正意义的文化大革命原文。
   
http://blog.artron.net/indexold.php action/viewspace/itemid/93370

               

    在世界诸多民族之中,少有象中国人这般将“恭喜发财”作为见面礼。难怪韦伯曾说:“中国人是天生的资本主义者”。事实上,韦伯并不了解中国,尤其伪道德主义所遮蔽下的社会实质。没有想到我们的河清教授也不了解自家的国情史实。正如中国人都会说:“鸟为食亡,人为财死”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与此相反的伪道德高调则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一种文化革命要彻底颠覆人类的利欲,最终必定是一场践踏生命的道德鬼把戏。从大跃进到文革,除了上演一出道德与虚伪、理想与虚妄的人间悲剧之外,再没有他的。老实说,我对具有什么“重义轻利”核心价值观是嗤之以鼻的怀疑,至少我还不至于书呆得把“口号道德”当成了历史事实的地步。例举:人民公社大集体时代,一名农民到地里偷了几个玉米,被抓到了不仅游行批斗,还背上“现行反革命”帽子,全家人都跟着倒卖。一名大队干部贪污了几担米要坐上几年牢。正是这种政治高压的法西斯主义,迫使人们抑制着潜在的本能欲望,因为违反道德的成本过于昂贵,稍有不慎便是得不偿失。在疯狂的伪道德社会状态下,表面的“克己复礼”均隐藏着残忍冷酷,如在大跃进时,浙江丽水地区发生了这么一起惨绝人寰的事情,一名妇女因偷窃集体的粮食,结果被本村人活生生钉在板门上,并让她家人抬着游行,该妇女在疼痛中死去。那些村民们的道德逻辑:大家都忍受饥荒,你凭什么比别人多吃一口。


    历史越久远便失真,孔孟时代是战乱时期,其道德水准可想而知。那么,从明清到国共这漫长历史阶段,没有一点依据说明中国人实践着“重义轻利”的道德生活,不说平民了,贪财的好赌皇帝和抄家皇帝不乏有之;读圣贤书的贪官污吏和妻妾成群的,更是比比皆是。一个区区官妓严蕊便击倒一大批满口仁义道德的朱熹。因为道德是一种社会自觉,而不是在法西斯狼牙棍下的贱行。历史事实说明了,中国人的“好名重利”是大传统,而非何清教授所说:西方盎格鲁-撒克逊重商重利的新教文化伦理,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义利观。我们不能说,中国人的势利性是遭到美国文化侵略的结果。可以说,我们学美国本身就是出于一种势利的本能,换言之,世界本身就是大势利眼。


     一.


    什么西方新教文化?何清教授对此诠释为“重商重利是新教文化伦理的主要特征”,还指出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很清楚的交代”。大凡看过该书的人都知道,韦伯在这本书里,侧重分析了加尔文清教徒的节俭与勤劳的德行造就了美国新教社会的资本主义精神,并借此批评了欧洲轻商与奢侈的社会传统风气。此外,韦伯另一个重要观点是:借贷制度(提前消费)破坏了加尔文清教勤劳节俭的禁欲主义传统。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其实答案简单得无需引经据典,因为欧洲从中世纪以来,伪道德主义政教权力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关系,正如中国的儒教“重义轻利”虚伪一样。法国教士加尔文在瑞士领导平民宗教造反,根源对虚伪宗教以及权力腐败堕落的极大不满,包括路德新教也源于此。因此,加尔文确立新教教义,对劳动与节俭赋予全新教义,因此赢得平民社会拥戴。加尔文新教伦理相对于拉丁社会政教权力腐败与虚伪,至少是一大道德上的净化运动。加尔文主义没有提倡“重商重利”,更没有为资本主义提供任何道德和政治的理论纲领。至少,套利、借贷、发财,不是禁欲加尔文主义的倡议主张。因此,何清在这一点上,存在一定的误导性,并为了伪命题而不惜引经据典。可以肯定:加尔文清教节欲主义跟“重商重利”毫无教义关系。韦伯只认为这种节约勤劳的新教精神造就美国社会积累资本财富的必要伦理条件。


    要说资本主义还是洛克、斯密以及苏格兰经济学派起到了理论性作用,他们从法学、政治、伦理、管理方面,确立了资本主义经济哲学体系,并构建了有别于传统宗教禁忌的功利观念,从而形成资本主义文明时代。河清教授写道:“加尔文教有个特殊教义,叫‘灵魂得救预定论’。就是说,一个人的灵魂最终能否得救,死后能否进天堂,不是靠你的宗教修行或行善积德,而是上帝预先选定的。那么,怎么才能证明你是被上帝‘预定’的呢?那就看你是否在尘世践行‘天职’而发财致富!嚯,发财致富才能进天堂!新教根本地扭转了天主教‘骆驼论’的财富观,变成了只有富人才能进天堂,完全颠了个倒。”


    我很吃惊河清的这种说法,新教没有一条宣扬“发财致富才能进天堂”,更不存在跟天主教“骆驼论”存在颠倒的财富观。加尔文节欲主义只是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奉行“天职”,勤劳、节约是通往天堂的生活德行。这些教义与中国下层社会的劳动价值观念毫无实质区别。笔者的家乡,过去没有人敢无缘无故在家偷懒休闲,因为劳动已道德化,背上“二流子”名声连家人都脸上无光,甚至六、七岁小孩也得象大人一样早出晚归;还有糟蹋粮食要遭到天谴报应的教化伦理。这种朴素的劳动宗教化的价值观念并没有给中国带来资本主义,同时也没能有效制约中国达官贵人的穷奢极侈和放荡形骸的文化传统,相反,那是他们命中注定的福分。


    重商重利的功利主义与人性解放以及历史进步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文明建立制度理性和商业秩序之上,它的蓬勃发展还离不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配套作用。这些都不是加尔文宗教所能赋予社会发展动力。此外,历史发展有一条清晰路线:资本主义每进一步,人类的宗教生活每退一步。这就是尼采大胆宣示“上帝死了”。河清至少在西方生活过,显然很清楚教堂已休闲文娱与历史观光的场所。道理总是简单的,只是辩论非常复杂困难,因为论理者往往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而不惜废话。


    至于河清教授将资本主义会和尔文主义与犹太教扯在一起,这就是极度严重了。可以说,西方所有“主义”渊源均跟犹太人拉上关系,尤其宗教。还有人将同性恋、共产主义、高利贷和麻疯病都归咎犹太人的“功劳”。事实的历史情况是:犹太人在欧洲历史上除了从商从艺之外,几乎毫无生存出路,他们也渴望贵族那么生活,凭血统与权力可坐吃现成和耀武扬威。当贵族将解体的前夜,法国一半以上的贵族是犹太人,他们发财买个爵位,求得权力的庇护,可在贵族们也自身难保的情况下,犹太人也随着倒霉。这种情况类似在东亚印尼的中国人,他们除了从商之外一无出路,发财唯一人生成就,每当社会动荡便家财性命都陷入危险之中。因此,我希望河清教授花点时间去了解犹太人以及他们的颠沛流离的生存史。免得一谈到西方资本主义、后现代艺术和文化殖民主义便跟犹太人过不去。


    生存的艰难造就了犹太人的才智精干和务实理念,他们成为西方文明发展的前沿精英不奇怪,几乎任何一个领域均有犹太人涉及,而且都那么出类拔萃。所以,不光是资本主义,西方艺术、宗教、主义,全少不了犹太人的足迹。如果犹太人顺从教义“骆驼说”或“原罪说”而放弃了经商之本,恐怕这个地球上早已没有犹太人了。



   二.


    河清教授对中国典籍的“文化传统”迷信已到了中毒地步。他说:“综观中国文化传统,基本是一种‘轻商轻利’的文化传统”。不说那么多,仅仅中国传统文化的“义”、“德”、“才”均可转化为实利。义气之重在于派系互利,中国的酒桌文化和美术江湖均以“义”之名,获取小集体的更大利益。九品正中制便是赤裸裸将道德功利化的国家制度。在整个封建时代,不论中国还是西方,利是名轻实为重;义则名重而实为虚。伪道德主义在中国社会可谓无孔不入,其实质都是围绕利益所展开的社会行为。


    接着,河清教授在总结中国“轻商”文化传统时,说:“中国文化之所以‘轻商’,归根结底可以归结到一种‘重义轻利’的伦理传统。确切地说,这种传统名义名分上‘重义轻利’,实际上‘义利并重’,‘义利平衡’,‘义利合一’”。这显然自圆其说。追求‘义利并重’‘义利平衡’‘义利合一’是任何社会所必须遵从的生活实质。重义轻利或重利轻义,义利失衡和义利分裂走向极端化,必然造成民不聊生或天下大乱。不论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各个阶层利益均有一种相对平衡的道义机制。中国历史上周期性农民造反,均是群体利益矛盾所引发,即义利失衡所造成社会矛盾的爆发。制度、法律、道德均为公共之“义”。汉字“义”之所以是“羊与我”合成含义,即在分割羊肉体现公道秩序。


     关于“儒商”之说,何清教授说“那几乎是凭空捏造,硬是把商人往儒士、读书人那里拉”。至少在中国历史上,徽州商人是被公认的“儒商”。尽管当下“徽学”和“徽商”有些过热,一些人借徽商来挖掘中国的资本主义遗传基因,狂捧商人神话。徽商是一种小农社会的家族商业,由于徽州地少人多,历代徽人外出从商学艺,以图生计。中国是个官本位社会,富敌不过贵,徽人一旦致富发迹,办私塾、率子弟族人攻科举,甚至买官进爵。徽商“贾而好儒”的社会传统,关键在求利务本。故有“三代不读书,不如一窝猪”的徽州古谚。清康熙年间统计,徽州六县有社学462所。《休宁县志》载:“明代徽州56万人口,书院多达54所”,徽州素有“茅屋书声朗”之称。那么,“儒商”并非河清教授所说“凭空捏造”。


    不过,河清也认识到:中国文化在名分上始终“重义轻利”,但在现实中则是“义利并重”或“义利合一”。奇怪的是,河清却又认为“这不是虚伪,而是一种义对于利的制约,一种实际上的‘义利平衡’”。由于儒家学说的伪道德的关系,才使得中国在利上有些“遮遮掩掩,吞吞吐吐”,所谓“君子不齿于利”。





    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和文革的“斗私批修”。这种道德理想和激进政治,它既不能破坏中国“重义轻利”虚伪道德,更不能颠覆“轻义重利”现实生活。只是道德理想者兼伪君子们没有勇气去面人性之私而已。


    我们在分析中西方道德实践过程,两者观念上最大区别在于“性善论”和“性恶论”。中国哲学涉及人性的讨论不仅早,而且说法也极多,主要由荀子“人之初,性本善”使得这一命题成为道德伦理学的重点。尽管中国儒、法、道、墨各有其说,但处于主导历史地位的是孔孟之道,黄老杨朱和墨家绝学一直没有影响力。其中墨家的“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主张,具有现代性色彩,莫非墨子是洛克、斯密、休谟等人的祖师爷?尤其是苏格兰经济学派的人性论和功利说。事实也如此,墨家功利主义是以自然人性为理论依据,却遭到道统化的伪道德主义的禁绝,即便今日这个“无欲横流”时代,马列后学还在批评墨家功利主义思想,包括河清教授也有这种思想倾向,他甚至认为是美国新教阴谋和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实行文化侵略。


    《墨子·经上》云:“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恶也”。可见墨家功利思想基于自然人性为准。可以说,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之说,在西方形成类似思想是历经漫长的思想斗争,因为“人性本恶”的原罪论一直主导了欧洲伦理思想。即使今天的社会学,仍旧认为“人人都是潜在的犯罪分子”,这种思想强化了西方法律观念和契约精神,对人的“道德自觉”持怀疑态度。当然,西方人性论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大转变,“原罪论”极端化因历史进步而彻底退场,肯定人性的复杂矛盾性。


    其实,人性的解放和实业的发展是一种社会进步,但矫枉过正导致拜金主义的泛滥。目前中国虽然在经济有所成就,可唯利是图和权钱交易败坏了社会风气,物质水平的提高并改善恶劣的社会生态;传统道德的失效和法制的松散,刺激并纵容人们的放纵,唯利是图和急功近利更是比比皆是。它不仅反映了现代社会发展矛盾,同时说明了传统文化恶习的使然。


    至于中国在诸多方面仿效美国,那不过人类普遍的势利心态而已,包括法国人和日本人也不例外。问题是我们好的没学到家,有些连美国人都在纠正中错误,我们一骨碌全单照收。譬如美国的医疗体系、公共福利和税收政策。这点,我跟河清一样,对中国社会极端拜金主义持批评态度,但我不同意河清将一切归咎于外因以及美国新教,这样只能促长我们中国人不好反思与缺乏自我批评。

                           四.


    河清教授以惊叹的口吻写道:“文化大革命并未革去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重义轻利’的社会伦理。真正撼动、颠覆中国两千多年‘义利’文化价值观的,却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悄悄发生的无声革命。中国传统的‘重义轻利’或‘义利合一’,日渐被西方新教文化‘重商重利’的价值观所取代。这才是一场真正意义的文化大革命。”


    这里,我理解河清感慨,因为他毕竟经历了“金钱万恶”与“金钱万能”两个特殊与反差的历史阶段。可他将这些归咎于“西方阴谋”则有些不够反思与分析。首先,“金钱万恶”的马列批评论也有外来色彩。再说,犹太人的原罪论、西方乌托邦主义和儒家大同主义,它们在理想上有一致的共同性。不幸是,我们中国拿乌托邦理想做了一个全民实验,结果证明我们在道德与政治上的彻底破产。正是失败的前后反差造成一种社会道德震荡,正如饥渴的人们面对食物放纵大吃一样,灾难结果便可想而知。当下中国正如处于文化断层、理想崩溃、道德震荡、制度缺陷和价值错位的特殊时期。然而,我们的河清教授却沉迷于对乌托邦的情感眷恋的同时,还试图通过复辟“上古之礼”来拯救社会,那种圣人文章可信度本不高,当面对现实问题,全然从古人那里寻找解决答案,其本身不仅欠妥,也是一种缺乏智慧创造力的表现。


    河清教授对美国新教“重商文化”对中国侵略,发表了他的三点看法,显然没有看到中国政治乱治和传统文化的内在缺失,因为它是彻头彻尾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表现。国家不过是政治实验室,人民不过是没有意志材料,整个毛时代可谓一场乌托邦的行为艺术,统治者是艺术家。在今天搞市场经济也如此,“开发区”和“保税区”这种东西,只有非正常社会才出现的产物。国家政治制度至今存在荒唐性,加之社会大众在生存危机下的浮躁,上下形成一种恶性的效应关系。 

 

 

                                  五.


    现在所面对的不光道德问题。有生态、人口、能源、腐败、犯罪等日益突出的问题。其中部分属于全球化的危机矛盾。面对如此严峻与现实问题,无不事关国家与民族的前途。我们的河清教授居然要“重新倡扬中国文化的‘义利’观。而首先,应当在总体上为中国文化‘正名’,恢复中国文化的合法性,肯定中国文化‘和’的世界观——与天和(道)、与人和(儒)、与己和(释),‘为民’的政治观,“义利并重”的伦理观,‘通财’的财富观。


    众所周知,历史实践证明有些东西已失败了,如果它们能够起到良性发展作用,我们的几代人不至于那般哭爹喊娘地一路走来,更用不着请来马列学说和学美国佬了。我并不否定道德与信仰的实际作用,一个健全社会:起码不该将德与法、神与物、义与利对立起来。道德对行为意识,法律对行为结果都各自不同的制约作用。


    我很同意河清所说“今日中国是一个很畸形的形象:经济上仿佛有些强壮,而文化上却极其虚弱”的说法。尽管他有点“阿Q”,否认西方文化“现代”“先进”。接着,他提出学习当年康有为搞过一个“保救大清皇帝会”。这一点,我觉得搞立宪的“帝制”可取,但要全面恢复帝制则不可取,中国目前就是非世袭的“党帝制”。最后,我更赞同河清教授提出“建立‘义利并重’的中国社会价值观”。可我认为,凡是一切有利解决实现问题和提供发展价值的先进文明,我们应该来者不拒,不管它姓资或姓社;姓中或姓西。“义”与“利”都是人类共同所追求的事物。“义”的延伸是道德与法律,“利”的延伸生存与幸福。因此,不义之利伤及他人的生存和幸福,正义之利有助他人生存和幸福,故需要道德与法律保障利己利人之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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