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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美信艺术评论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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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系皖南绩溪人,曾旅居欧洲,毕业于南开大学,独立批评家、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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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吴味:关于中国当代“暴力化”艺术的思考  

2007-06-16 23:19:00|  分类: 艺术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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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应吴味先生:关于中国当代“暴力化”艺术的思考 

                                    

                                    程美信   雅昌艺术网专稿

 

    吴味先生以《当代艺术不是“情绪反应”:与程美信谈中国当代“暴力化艺术”》一文,批驳我的《解论中国当代“暴力化”艺术——兼评王南溟先生的<怎样对待权利>》。欲了解本争论主题的来龙去脉,请按以下信息索取相关文章。

  王南溟《怎样对待权利――评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暴力化倾向》【1】
  程美信《解论中国当代“暴力化”艺术――兼评王南溟先生的<怎样对待权利>》【2】
  吴味《当代艺术不是“情绪反应”:与程美信谈中国当代“暴力化艺术”》【3】

 

 以下为吴味先生《当代艺术不是“情绪反应”:…》全文小标题:

   (一)力化艺术”确实存在“暴力”或“暴力化倾向”
(二)“以暴制暴”的“情绪反应”艺术行为还有现实文化意义吗

   (三)“东方主义”的经验判断——西方偏爱中国“暴力化艺术”的内在逻辑

   (四)“暴力化艺术”是一种陈旧的艺术方式

   (五)观念理性——当代艺术表现“暴力问题”的有效方式

 

 

(一)

 

    首先,我不反对任何消除暴力和构建和平的学说及其主张,任何有良知与人性者都应该为此而努力。其次,我的态度是,不论屎臭不臭,要想了解屎是怎么臭的,就得挑挑弄明白,哪怕有人说“挑屎者屎”也在所不辞。

 

    吴味先生认为我在为暴力“歌功颂德”,这显然有点“挑屎者屎”味道,但他的曲解也有一定理由,因为我始终认为不论犯罪还是暴力,客观起因不能忽视,直接暴力行为往往更为浅层而原始低级的,社会暴力恰恰是一种文明化的产物;而暴力化倾向的艺术活动不过是“暴力”之表象,从中获取反暴力的作用价值却非常之大。在欧洲一系列反映“纳粹暴行”艺术作品都是异常血腥的,集中营成了阴森恐怖的人间炼狱。依照“挑屎者臭”逻辑,那些制作并反映纳粹暴力者成了纳粹本身。

 

    其次,我非常侧重暴力与暴力关系的社会因素,譬如文明社会通过“花钱买凶”行为,它转化为一种经济行为或经济因素导致一种犯罪暴力。这可能是我与吴味先生观点的关键分野,吴味先生侧重于直接的暴力,他说:“暴力”不应该仅仅是指“造成他人精神痛苦与肉体伤亡”,而是指一切直接有意残害“生命”的行为(间接伤害生命的“暴力”行为,如 “制度暴力”、“审美暴力”、“话语暴力”、“政治暴力”等,只是“暴力”的引申含义,不能和直接的“暴力”行为混为一谈),这里的“生命”除人以外至少还应该包括动物(甚至植物也应该有所考虑)。

 

    这里,我赞同吴味先生前部分说法:一切直接有意残害“生命”行为为暴力。但他将暴力的客观因素彻底抛弃是令人无法接受的,也是一种现成俗套的道德说教,对暴力现象缺乏深层的认识;他甚至认为 “制度暴力”、“审美暴力”、“话语暴力”、“政治暴力”只是“暴力”一种引申含义,它“不能和直接的暴力行为混为一谈”。这里不是要混为一谈,而是探究暴力其内在的因果关系,那些间接而又深层的“文化暴力”往往是催生社会暴力源源不断的主要根源。正如一位北京父亲将其亲生儿子甩死于地,导因是孩子母亲非北京市户籍,孩子无法注册北京户口,父亲担心孩子将来没有北京户口而受人歧视,所以采用“早死早出头”残忍措施。这种匪夷所思的悲剧现象源自社会偏见性价值和国家制度的不公,无论人类的暴力有多么的野蛮和残忍,它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的原始暴力,恰恰是社会文明所导致的“文化暴力”。此外,我们可以从社会福利水平看到社会暴力的程度,如中国和美国的社会福利都不及北欧国家,贫富差距也相对大,犯罪率和暴力度就必然高于北欧国家;并且,中美两国人都持一种惯有偏见,认为高福利造就社会懒汉,事实上没有依据说明北欧比中美两国人懒惰,相反,健全而合理的社会制度,人的创造力和生活积极性都极高,暴力度和犯罪率也就自然低一些。可见制度、价值观等等文化建设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作用。

 

   

    总之,现有法律对暴力的惩罚是“治标不治本”手段,历史上对待暴力的整治手段形形色色,譬如宗教的转世来生以及道德驯化来制约社会暴力。中国人过去一般不容易做极端的犯罪行为,它依赖一种宗法价值观念,一种“株连”式惩治手段,即人们普遍具有强烈的宗亲观念,一人犯罪全家犯法,并亲亲之间都付出道德与名誉的昂贵代价。这便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以暴制暴”正统策略,同时催生出一种维系社会秩序的道德暴力文化传统,即对一个王朝、一个帝王和一个要人,打败它必须在道德与名声上将它搞“臭”,之所以有“五四”打出“礼教吃人”呐喊。可见,认识社会暴力不能囿于直接的暴力表象。

 

    可以说,任何企图通过强硬法律手段来惩治或抑制社会暴力的想法,必定都是“疯子”意识,所付出的社会成本也是极为昂贵的。只有对暴力的间接和直接、内因与外因进行全面的考察才能正确认识暴力。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施行死刑比例最多的国家,由于种种时代突变的原因,它无法抑制社会暴力越来越频繁的蔓延态势。换言之,这些直接的暴力恰是由于文明化暴力所造成,它是社会压力一层压一层的必然结果。

 

    此外,我很不同意吴味对“文明”美化性理解,他把文明作为一种绝对的“纯金”,把野蛮作为绝对的“纯毒”,如同“天使”与“魔鬼”的绝对化关系。我不仅怀疑文明的绝对的完美纯度,它是具有多重复杂的矛盾,既能孵化出感人的爱情诗篇也能制造阴险虚伪的谎言。这一点,卢梭对文明控诉与谴责可能给人们很好的思考启示。当然,人类不可能回到卢梭所赞美的那种人人别着尾巴的野蛮状态,其次野蛮原始也未必是理性完美的;因此“文明”和“野蛮”放置一种中性和综合的范围是比较恰当的。因为人类有时的文明行为比原始野蛮更为恶劣残暴,正如弗洛坶在《论人类的破坏性》一书中所说,动物世界不存在以制造痛苦与死亡为快感满足的文明化行为,更不存在“凌迟”折磨生命为目的的刑法手段。文明的高级性就意味着暴力表现愈加复杂性和抽象性,这是不争的事实。文明社会观念意识对生活的导向作用非常之大,其中不凡荒谬的习俗、异化的价值和臆造的审美;它们都可能促成“痛不欲生”的社会暴力,人之所以有自杀的自我超越现象,它不过将人世痛苦与矛盾做一个体验性的提前决裂;所谓“早死早出头”。

 

    诚然,任何时代和任何社会的文明不可能是完美,开化与进步是一种相对于历史线型的标准。文明的完美化理解是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习惯思维。今天,我们不仅要反对暴力,更要反思文明本身所释放暴力的内在因素。尤其哲学思考更不能局限那些直接的和浅层的低级暴力。我之所以将“暴力化倾向”艺术看作社会激烈情绪的反应,文艺作品的形式、风格、内容的“暴力化”,其实际暴力程度非常之低,如果以艺术的名义直接残害生命,那显然不再是艺术范围了。问题是艺术为了到达那种震撼性的展现效果,以艺术家自我牺牲以及其他生命物直接作为材料也在所难免,这种“活体解剖”在文明社会中一直存在的,只是被遮蔽而已。

 

(二)

 

 

    不错,我的确认为中国社会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还没有超越“以暴制暴”历史惯性,它是中国作为前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及畸形特征。我很怀疑在没有历史偶然因素的可能下,中国将迈入法制而理性的秩序社会。很显然,我主观上更期待社会进步,走出历史恶性循环的死胡同;告别“以暴黜暴”惯性宿命。现实是无情的,按照中国现有社会态势,它不面临“赤壁”是难以扭转其社会文化习性的,即一条腿要奔向现代化前进,而另一条腿要退向民族特色的历史传统。何况,这一切不是以一个“程美信”主观意志可以改变的。假使遵照中国自身历史惯性与文化传统以及知识分子的性格习性,我看不到中国社会问题会出现什么很大的良性转机,只有矛盾激化到顶点才引发“不死即活”最终对决,它也是唯一能够决定历史新走向的契机,当然也未必是良性的历史大转机。正如海德格尔那句诅咒式的名言:只有毁灭才能拯救。

 

    我的“面对集权主义传统的顽固性,孤立的理性主义不具有实质作为”说法,到了吴味先生那里,居然成了鼓吹“以暴制暴”。集权主义一旦顽固起来是绝对之极端,压根儿没有任何理性对话的缝隙,即“不死就活,不活即死”。作为前现代社会,反暴力的暴力是矫正暴力的惟一有效的无奈途径;这是基本的历史常识,历史的大转变需要数代人激情与勇气、智慧与远见、牺牲与奉献,也包括必要的客观条件。我之所以认为王南溟先生提出“权利”有些奢侈性瞎扯谈,同样,包括吴味先生的乐观主义也令人怀疑。因为我看不到一种智性力量可以扭转中国社会的“新老毛病”,只要矛盾危机以及社会动荡到极点才可能推动历史大转折的关键契机。因为中国自上而下没有一种社会自好的、正义健康的、激情智慧的自觉力量,从下而上的被动力量是危机被动下的情绪反应,其破坏性便可想而知,无疑重复了“以暴制暴”历史循环。

 

 

    中国兴许太缺少王南溟先生和吴味先生了。在我总结世界现代文明国家时,没有发现一例是通过从下而上和“以暴黜暴”走向全面现代化,均由自上而下的激情与共识所推动社会进步。没有迹象表明中国社会具备了自上而下的社会进步动力。首先,缺少一个社会具有责任感和正义勇气的文化精英群体,特别大多数知识分子始终是麻木不仁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的激情和精力全然用作自己那点私利而不惜“吹牛拍马”和“奉承阿谀”,不然中国现代命运不至于如此哭爹哭娘了。所以,我对中国社会前途寄托于偶然的历史机遇,而不是历史惯性的常规步骤,新生命的诞生总不免出现阵痛代价。正是基于这一点,我对当代中国艺术“暴力化倾向”给予一个肯定性评价,这不意味着我肯定暴力和赞成暴力,历史的不稳定性以及大转折完全取决于偶然性,这是可怕而不可预知的,也是前现代社会难以脱逃的恶运。

 

    很显然,以中国当前的社会状态和文化语境,出现“暴力化倾向”艺术是一种社会文化的本能现象。众所周知,它一方面与传统社会秩序和价值规范彻底割裂,同时又缺乏现代文明所具有的制度秩序和价值观念,很必然的进入一种混乱无秩状态,理性智慧和社会共识本可扭转和改变这一局面,但传统的文化惰性则根深蒂固,它们比优秀传统文化更有生命力,这势必阻碍了社会进步。所以,我对王南溟先生提出“权利”说作出“幼稚”的论断,这显然有根据理由的,这便是“书生政治”可爱而不切实际。“权利”是现代文明的理性规范下的既成社会秩序和普遍共识,但它对于中华帝国则是“天方夜谭”;这可不是割了辫子和砸了古物便是“革命”那么简单。

 

    吴味先生以乐观而又近乎傻气的态度批评我:“程美信在一种“农民革命”乃至“流氓革命”的情结中,根本无法认识到,在今天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在寻求超越“以暴制暴”的制约“暴力”的智慧,而这种智慧只有在对“以暴制暴”的不断深入批判中才有可能。知识分子(包括艺术家)更应该成为这种“以暴制暴”的主要批判力量。”诚然,我也坚信中国最终超越“以暴黜暴”历史,否则整个社会是没有前途的,这里涉及时间与代价,一切仍旧是不可理性而具体的推断。我们无法预期中国何日超越“以暴制暴”恶性循环秩序。

 

   

    至于“农民政治”这个概念,王南溟先生将它来形容那些当代“暴力化倾向”艺术。事实上,我认为“农民政治”以及“农民意识”概念的大量使用,不仅隐藏着中国人文思想的病灶,也充分说明了前现代文明社会所特有的语境意识,更是滑稽而荒唐的政治术语,如同“农民工”一样,只有在荒唐社会才出现这一荒唐概念,它同时又符合前现代社会的文化语境与思维特征。王南溟先生在《怎样对待权利》的“痞子神话与文化政治”一章中,形容当代“暴力化倾向”艺术说:“这就是我所说的痞子神话中的‘农民政治’——农民不革命的时候是农民,革命了就是痞子”;也如吴味先生形容我的思考是在一种“农民革命”乃至“流氓革命”的情节中,所以他提出中国当代艺术以及文化要超越“以暴制暴”和“农民政治”,他说:我们能够因为社会丑恶而肯定艺术丑恶吗?何况,艺术更应该是文明的载体,而不能为了文明而反文明,当代艺术更应该以更智慧的方式在对“以暴制暴”的“情绪反映”的超越中,体现出它的现代文化超越意义,而不是在“以暴制暴”的传统文化观念中延续着野蛮和平庸的“农民政治”。

 

    这种论调充分暴露了中国知识分子缺乏人格的狂妄与傲慢、无耻与无赖,同时也说明中国社会要超越“以暴黜暴”历史语境是多么的遥远。首先,“农民政治”是一种缺乏严肃性的现成说法,人云亦云,问题中国历史上的暴力是不是“农民政治”的产物都很难说明,在“以暴黜暴”这一循环态中,农民阶级是极为被动的,何来一个“农民政治”历史实况。很显然,这是沿袭了中国千年的“君子”与“小人”的封建心态,也反映知识分子那狭小胸径和自以为是的等级意识。现代文明社会起码有着一种平等与公正的社会理念,否则更别说建立平等社会而公正制度了。然而,“农民”一词在中国可成市侩骂人的口头禅,如“你X的就是一个农民”即“土”和“低人一等”,而说此话者和被指对象必然是非“农民”;代表一种优越意识。这就是暴力制度造就了暴力话语,它也证明了中国“以暴黜暴”的一种历史必然性。“农民”职业变成了文化人格与等级身份,这不是一个现代国家可以容忍的社会现象。之所以,我批评王南溟先生的“权利”说是幼稚的构想,并有力证明了我认为中国仍无法超越“以暴绌暴”的非理性秩序,因为从市民到学者都不具有公正与平等、理性与自好的现代文明意识。这似乎应证了马克思那经典的咒语:“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

 

作为一个有公正而平等意识的现代学者,绝不会肆无忌惮的炮制“农民政治”或“农民意识”暴力话语,农民不论革命还是痞子,他们普遍是被动性的,恰恰那些掌握社会主导权的上层阶级和统治集团炮制了“以暴黜暴”历史宿命。时至今日,“老九”们还是一味儿将“专制暴政”和“封建愚昧”强加给那些被长期压迫的弱视群体“农民”。“以暴黜暴”毕竟不是源于“农民意识”和“农民政治”,是封建制度和前现代社会的历史秩序。农民的所有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除了环境因素之外,其后天思想观念大都被强权所驯化而成,正如大都市侩习惯盲从一样被动。稍有了解中国农民性格特点的人均清楚:他们被绑在土地上世代耕作,不到危机极点几乎不会铤而走险,更别说自主性的造反暴动了。

 

(三)

 

 

     吴味先生在《“东方主义”的经验判断——西方偏爱中国“暴力化艺术”的内在逻辑》一章中,以“东方主义”这个话语逻辑来证明西方偏爱中国“暴力化艺术”的殖民动机。他说:“西方强势种族针对东方弱势种族的表面话语中形成的,而到现在,它在东方还没有得到根本的破除。所以它会继续使弱势种族在新的东方主义表面话语中沉沦(包括对东方主义的新的迎合,如中国当代“暴力化艺术”),而使东方在当代仍然难以成为一个文化觉醒的现代民族。”

 

如果讨论陷入一种狭隘的意识形态误区就失去了实际意义。我在评论王南溟先生《怎样对待权利》一文中明确指出:“暴力化倾向”在西方同样存在,他们关注中国社会问题和文化现象必然寻找那些最具有“代表性”的,这种“代表性”与“暴力化”联系一起,似乎很容易让人产生“西方阴谋”的联想,王南溟先生也显然陷入这一联想之中。正如我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前现代社会,这种“暴力性”异常突出的,成为了代表当前的“中国性”;这是制度与人文缺陷所造成的,无论人权、民主、权利和平等领域都存在实际的差距,这种差距不该是种族优劣的差距。社会发展的水平差异是可塑性的文化现象,不应该上升到具体的“种族”和“东方”不可塑性的范围中去。

 

    吴味先生说“西方不是通过具有指向具体社会‘暴力问题’的特定艺术观念的艺术形式,思考中国社会的现状,从而给予中国应有的基于普遍主义原则的具体而又深刻的文化言说;而是在一种与中国社会具体的问题语境无内在联系的、表面的‘暴力’形式中,想象中国社会的现状,给予中国的是一种浮泛、空洞、抽象、似是而非的文化言说(不然对现代文明的西方来说,那种反现代文明的‘暴力化艺术’如何偏爱得起来?)

 

    我想,吴味先生不是生活在外星球上,中国也不再是那神秘莫测和遥不可及的“东方”;西方人思考中国社会现状和考察中国当代艺术,难道是依照一种浮泛、空洞、抽象、表面的、形式的、想象的、似是而非的“文化言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它不仅有发达国家曾有过历史现象,同时也有自身曾有过和当代发达社会正在发生的现象,即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等各种复杂矛盾都交集一身;这便显得异常突出而混乱无秩,如同一个高龄产妇那般“令人不胜惶恐”。其次,“暴力化倾向”不止是文艺方面的,包括现实生活也不例外,可谓当下中国处处充满暴力性。它不是西方孤独的“偏好”所能决定。

 

    吴味先生接着说:“在全球文化语境中,西方那种针对中国的表面文化言说,无论是出于何种动机,对于弱势种族来说都是一种有意无意的殖民话语。因为,东方主义就是在西方强势种族针对东方弱势种族的表面话语中形成的,而到现在,它在东方还没有得到根本的破除。所以它会继续使弱势种族在新的东方主义表面话语中沉沦(包括对东方主义的新的迎合,如中国当代‘暴力化艺术’),而使东方在当代仍然难以成为一个文化觉醒的现代民族。”

 

    这里,河清教授也曾大书特书过,吴味先生采用“东方弱势种族”语式是不够严肃的,属于是一种种族情绪反应下的俗套用语。它是经不起严谨推敲,也是任何一个当代学者必须竭力克服的思维定势,陷入现成的话语迷宫往往不利于我们思考和判断。首先,“东方代表弱势”而“西方代表强势”,这种说法太过于勉强,即使目前中西发展确实存在差距,尽管西方在现代文明方面具有领先性,但这种领先在历史结构中是微不足道。如果西方人对中国“暴力化倾向”艺术的“偏好”是出于“殖民话语”需要,这种指控是过度的。当代艺术品学术性收藏很倾向于“代表性”,这个是不争事实,特别文艺创作的当代性意义。当然也不否定有为迎合代表“中国性”而专门创作“走销性产品”的中国艺术家,张艺谋可能曾是最具代表“中国性”之当代大师,但这种苟合是不会长久。除非那些西方人的确有此嗜好。

(四)

 

 

    我说“暴力化艺术”无疑是激烈社会矛盾的情绪反应。之所以,我认为这些艺术普遍具有”反暴力的内在理念”,因为这些艺术普遍反映了一种强烈的社会现象,尤为精神现象〔卡夫卡式的艺术〕,其揭露性、批评性、针对性和反抗性都一目了然;重要的是,它给予社会一种强烈刺激,激发人们对暴力与苦难的思考。由于艺术不是政治学和社会学,它通常不需要刨根问底“为什么”,通过感受经验不加约束的表达出来(在中国这种表达是不完全充分的,所以导致社会更加的压抑),甚至不在乎其是非对错,艺术是最自由精神表现形式;中国当代“暴力化倾向”艺术同样不例外,这种情绪化包括一种社会建设性意向的内在理念,社会激烈矛盾必然释放一种情绪化的艺术思潮,甚至极端表达方式。艺术是情感的万花筒,更是社会情绪的感应器,它可以彰显形形色色的生活现象和精神现象,为人们提供了思考和关怀的镜像,所谓“警醒性的通谍”。现代主义艺术一个突出之处,它越来越表现出个体性的主观意识,一切客体的不过是主体的经验材料而已,这便是它与古典主义艺术的颠倒性区别。正如摇滚歌手B.伊洛〔Eno〕所说:我们必须“停止把艺术作品视为客体,而应该是开始把它们作为个体感受的触发器,……大都数艺术作品的价值就在于能够触发作者成之为艺术体验的东西。【4】”

 

 

    如果社会怨恨情绪一旦长期被抑制,释放出来如似火山爆发,那些暴力化倾向艺术恰恰给予社会一个儆省性作用。任何一个理性化的现代社会都非常重视民意动态和文化现象,中国在这方面缺乏对应的理性机制,因此造就社会情绪的异常激烈甚至异常暴力。暴力倾向性艺术应该引起社会的重视,而不是一味儿的封杀。特别作为艺术表达,只要予以它们适度的展现平台,防范不适者被强迫接受,如未成年人。吴味先生怀疑当代中国暴力化艺术存在观念内涵,他说:“那众多中国当代“暴力化艺术”毫无“观念”可言。只是一种“情绪反应”么,怎么会有严格社会学分析的、指向具体社会问题(如暴力问题)、并提示出问题背后的文化局限性的“特定观念”呢?”

 

 

    可见吴味对暴力化倾向艺术的概括是有失公允的,更缺乏睿智和勇气。如“吃人胎”行为艺术,它在法律与伦理等方面均做了充分准备,不但具有挑战性,更有令人思考和反省的价值。另一方面,当代观念艺术受到杜尚的重大影响,对整个传统艺术审美体系是颠覆性的;通常为了达到表达效果而不折手段,而实际的内在价值则微乎其微。但是,“吃人胎”的艺术行为触发一系列历史传统和社会伦理问题,更重要的是,其行为意义对现实生活的暴力化作了一个象征性的挑战姿态。

 

 

    吴味先生还认为:“暴力化艺术”是一种陈旧的艺术方式。尽管它不是新颖货色,但作为中国这个前现代社会的语状,它必然是呼应生效的,而不在于其手段的新旧。从艺术形式手段方面而言,中国当代艺术整体都没能出走本土传统和外来影响。所以,我们应该关照不是“暴力化倾向”艺术的本身,而是暴力化倾向的社会条件。对于观念艺术作品而言,它纯属艺术家的体验表达;假使没有艺术的平台,它仍可处于大脑的思维活动,任何限制和反对均无意义,也不可能,何况它仅艺术作品,即便它在宣传暴力,人们对它的理解和解读也不可能任意摆布。切不可认为:社会有大便而严禁人们拉屎。

 

 

    至于西方对这类艺术的“偏爱”,正如我前面所说,他们显然对作品之外的社会现象的兴趣,那就是对“代表性”的罗列。这本该不成为问题,也是艺术的展览、收藏、欣赏的常规做法。无须给以“殖民话语”和“东方主义”乱套。其次,吴味认定暴力化倾向艺术是“一种单纯情绪的发泄”,这很容易使人陷入一种语言的圈套,因为“发泄”在中国是不道德的意思,如果用中性的“表达”和“反应”则大不相同,同时证明那些“暴力化倾向”艺术还没有严重到不道德的程度。

 

 

(五)

 

 

    众所周知,暴力化倾向艺术一旦触犯刑律,其行为结果就超出了艺术范围。对此,任何社会都必须追求其法律责任。至于“暴力化”倾向文艺作品则无法杜绝,除非现实生活彻底消除了暴力,电子游戏中虚拟暴力已经达到极度惊人程度。中国艺术“暴力倾向化”之所以弄得“满城风雨”和“群起攻之”,主要在于它触犯了中国文化痛脚的神经,尤其对道统化艺术和保守势力而言。杀杀打打不仅在光天化日之下充塞大街小巷,也是娱乐文艺的一大特色,视生命为芥草在金庸的小说和影视中乃为常态,从没人说它“暴力”过,相反,将其捧上“现代国粹”之尊位。

 

 

    在一个健全而开放的社会,艺术作为重要社会文化的精神资源,吴味先生所提及的《目击警察暴力》、《幕:母亲们的声音——对枪杀事件受害者的纪念仪式》和《井盖工程:枪的遗产》,类似反暴力的作品只是其中一种,它们具有大众化的、温和的社会理性色彩。这种情况在中国则非常困难,即整体社会缺乏理性机制所必要的基础,其次,大众的价值观念和精神趣味仍不具有现代文明意识;再次,实际生活状况残酷性吞蚀了一切社会理性对话的基础,因为暴力在中国无所不在,特别来自上层建筑和权力暴力,使得文化缺乏独立自觉的建设意义。因此,当代中国一些艺术家采取某种极端的艺术活动和表现方式是不奇怪的,正如我所说的欧洲大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一些艺术方式是异常极端化的。

 

 

    正确的认清中国社会现状是必要的。我想吴味先生不是生活世外桃园,无论囿于中国自身纵横比较还是宏观的中外比较,中国社会理性化程度始终不高,特别在传统道德秩序的肢解后,整个社会已陷入了一种震荡状态。这是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它与“殖民话语”没有直接关系,关键在于一个社会缺乏自觉意识,特别自上而下缺乏内在的自好力量。王南溟先生也提出“权利”说,如果那种“权利”已存在生活,我们今天的讨论都多余又多余了。再次,吴味先生所提及美国市民社会反暴力行动在中国是超前的,难以生效的,《目击警察暴力》作品放在中国是被绝对遮蔽的;最重要的生活实际状况过于残酷,正如北京小资们大量私养宠物,并以“保护动物,尊重生命”时髦口号抗议市政府打狗行动。而实际上,他们从动物上获得一种聊以自慰的自私满足之外,从根本不具有尊重生命和保护动物的真诚信念以及实际行动,让他们的子弟跟外地民工子弟共享一个学校;同起同落就无法接受。正是这种残酷的现实和冷漠的社会,要高谈“尊重生命”是奢侈性的瞎扯谈,否则也不会出现一个北京父亲残杀无法上北京户口的亲生婴儿。还是那句话:中国出现极端化社会行为和暴力化倾向艺术作品是不奇怪的。

 

 

   吴味先生不可思议提出这样的质疑:关键是你为什么表现“暴力”,如何表现“暴力”,如何使用“暴力”,表达了什么观念。作为一个主体的艺术家,他的体验感受与其反应表达是相对自觉自由的;吴味先生的质疑如同父亲打孩子,孩子哭,然后父亲强强有理的质问:“你为什么哭得伤心?伤心如何哭这般天地,……云云。”

 

 

    对于中国当代暴力化倾向表现的艺术作品,予以强制性行政封杀和道德性舆论谴责是无补于事的。社会的文明、理性和和平需要整体性构建与纠正,特别反映生活现象和精神意识的艺术表现或情绪都是非本质的。当一个被异常街头的婴儿在街头中暑死去(本人在西安市所见),来来往往所有人们对此无动于衷,我们跑去一个摄影棚对那些制作“暴力化倾向”作品的艺术家说“不”,并指责他们在做作“暴力”本身。令人沮丧的是,恰恰这种荒谬的现象出现在前现代社会的中国,贪官污吏无大罪,抗议贪污成大罪。

 


    我坚信无论王南溟还是吴味先生,无论他们基于“权利”还是“道德”,总体符合构建社会理性秩序的基本立场。在此之前,我们也不能忽视社会现实以及艺术的经验或意识之基础,这需要人为努力和激情勇气,可能还是需要历史契机和偶然条件。暴力化倾向的艺术作品给予社会通谍性儆示是必要的,也是不可缺少文化资源;它们有利我们认识暴力,激发我们对生命和社会的全面思考。

注:

【1】《美术同盟网》2005年“评论”栏。
【2】《雅昌艺术网》评论专稿2007-04

【3】《雅昌艺术网》评论专稿 2007-04)

【4】Brian Eno A Year (London: Faber & Faber,1998)P.386。

 

2007年5月3日于绩溪仿儒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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