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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美信艺术评论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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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系皖南绩溪人,曾旅居欧洲,毕业于南开大学,独立批评家、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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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资本主义  

2008-07-15 18:09:00|  分类: 艺术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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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资本主义

 

程美信

 

文明社会的资本现象具有生物学基础,由于历史的不断发展致使它的膨胀性异化。人是以社会存在为价值中心的,一旦生理性满足便立即导致心理性的意识位移,体验性与表现性的心理需求占据了存在的主导地位,其中互渗着权力、审美、伦理、信仰和价值等复杂的文化因素。资本的高级形态已脱离了物质性目的,甚至成为非生理的文明表现,资本在寻求增值过程的最高目的,表现为一种社会性的权欲游戏,已不再是简单的消费需求。如富人慷慨的慈善行为,它是荣誉和尊严的购买形式,因为在财富的积累过程中必须遵守“铁石心肠”缺德原则。这就是资本博弈过程普遍存在的道德代价。当富人面对绝望无助的穷人,首先必须具有保持抗拒道德斥力的适应性,与此同时,一个身无分文的街头饿汉,面对琳琅满目的食品店则不敢放开大吃一顿,这些不合人性自然本能的行为表现,均为文明与权力的规驯下,资本与人性双重质变过程所产生的契合作用。

 

从《圣经》圣训到“乌托邦”理想以及马克思社会主义革命,均对私有制、高利贷、资本行为进行了严厉批判。马克思主义坚定一个“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的道德裁决。因此,现代资本主义在制度建设的过程中,首先进行了道德观念合法性革命,目的在于颠覆神权血统论的封建制度合法性,这种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论,是构成资本主义文明的伦理基础,同时消解了“上帝”作为一切真理的偶像。实证主义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迎来了资本主义文明“拜物教”的全新时代,它成为一个普世遵循的价值规范,人的生活意义是通过物质材料获得存在体现。私有制发展为一种资本主义相对于传统神权制度和道德控制秩序,它无疑是一种普遍人性的全新解放,从而构成人类物欲的异化膨胀,包括人的幸福感受、价值体验、审美感受以及存在意义,均透过物质材料得以体现。所以,富人在积累财富过程中必须“铁石心肠”,并且受到制度文化与道德观念的纵容鼓励,一旦当富人捐出“生不带来,生不带去”的部分财富,这就变为了一种高尚的德行。

 

 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说,资本主义内在动力在于对人的创造力与思想自由的解放,同时交织着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源自加尔文禁欲主义宗教冲动的道德约束,使资本文明建立在节俭与勤奋、征服与冒险等积累财富的上进心以及功利欲望之上。对此,桑巴特完全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消费欲和占有欲在丧失了道德束缚,富有阶层通过奢华生活刺激大众娱乐消费生活,从而促进了资本不断地发展;并认为这一种“妓女与奢侈品的胜利”。历史证明,森巴特的见解更符合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价值体系,它同样需要依赖伦理道德、司法制度、价值观念作为文化统驭力。换言之,资本主义文明秩序必须接受来自各种颠覆斥力的整合,这一博弈过程必然来自哲学与艺术、宗教与道德等斥力的整合作用。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它遭遇了来自传统伦理和神学道德的抵制,直到马克思社会主义哲学和后马克思哲学的兴起,它在本质上基于一种传统伦理精神,然而这种道德所转化的社会革命思潮,不能从本质上颠覆资本主义的强大动力,反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健康发展。这足以说明了资本主义自身充满制度反思性与历史适应性,并具备自身的文化创造力。

 

资本主义文明内动力

资本主义对生产力发展具有一定积极意义,其自身不可避免的存在相应矛盾,历史前进是个对矛盾不断适应的过程,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消灭矛盾。私有制自身是一种具有历史创造力的文化表现,它是人对人相互驯化的社会表现,对此持极端批判者认为它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关系。苏格兰经济学派则将其确定为一种经济活动的互利关系。可见资本的组织化和制度化有着内在合理的良性关系,尤其对社会生产力而言。正如渔人与鱼鹰的关系,它是一种充满创造性的社会化行为,包括渔人自我驯化以及对鹰性把握的知识经验。当渔人在鹰的脖子系上一根圆套时,必须既要避免鱼鹰的窒息,又要使鱼鹰不至于吞下捕捞的猎物;同时,还要让鱼鹰保持一定饥饿感来刺激它的劳作积极性;当抓到鱼上岸时,渔人要不时地用小鱼慰劳它一下,使其保持体力和劳作积极性。渔人与鱼鹰的协作在一定程度上是互利关系,它被现代资本文明发挥到了极限,从扩大生产、刺激消费都说明了资本意志的内在张力。其次,渔人与鱼鹰合作与分配关系极为微妙,遇到贪婪渔人,鱼鹰的命运将苦不堪言,其健康程度和寿命长短都取决于渔人的表现,它也意味着是驯养的投资成本和产短期的利益。纵观苏格兰经济学派和功利实用主义,基本上持这种“渔人与鱼鹰”合作论观点,它为资本主义制度合法化提供了可行的理论依据。当代博弈论经济学把资本行为作为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利益同盟关系--证明资本相互良性合作是巩固其利益以及权力的最佳选择。

 

  资本主义的最大活力在于其自身具有消解矛盾的历史适应力,并具有能吸收各种反资本斥力的文化思想。根源在于资本主义本身的功利实在性,它是传统神权与贵族阶级所缺乏的务实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起和社会主义革命浪潮的冲击,对资本主义制度文明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大整合,使它成为本时代强大无比的制度文化。换言之,资本主义是在反私有制革命大浪潮中成长壮大的,这必然加进了它的健全发展和历史适应力,如它在制度上接纳社会主义思想的社会福利、男女平权、种族平等、政治民主、多元化、人性化等等,尤其是对人社会存在的价值现实、心理感受和兴趣倾向,更赋予一种开放包容性。

 

资本主义在早期工业革命中侧重机械化生产力,这种纯粹生产力还不足以使其在精神上达到一种宗教力量。后工业时代的商品,完全扭转了商品单一的消费关系,更侧重心理性的体验价值。首先,发达生产力水平满足了社会生理性需求,必然引发消费需求关系的转变。其次,心理体验的需求成为后现代商业的最大激励空间,它是一种观念性的新经济。这一点,它像宗教布道手段相一致,通过观念的精神控制来刺激人们的消费心理,从最初的商品质量与价格的广告宣传,转变为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洗脑”,如情趣旅游、商品外观、时尚概念、创意设计和故事设定等等。譬如后现代风格的建筑,它不再是在实用功能上破费周折,而是满足人们体验性心理需求,建筑的实用性处于非中心地位。

 

丹尼尔·贝尔曾指出:资本主义在文化领域的矛盾冲突,资本集团一方面依赖的文化创造力,同时对来自各种文艺哲学思潮充满了警惕的戒备心理。由于它们之间社会分工的不同,各自都将交集自身力量不断扩张,相互排斥性便不可避免。作为经济领域的精英集团,它们在道德与文化上显得保守,主要在于自身利用需要一个既有的稳定秩序,而那些富有创造性的文化艺术恰在寻求打破既定秩序,这就是资本与艺术必然形成矛盾的内在对立性。当代艺术最突出的思想主题就是对后资本主义的批判,它成为艺术公共性与观念性的核心部分。贝尔还认为,早期资本主义在清教加尔文节欲主义的冲动下,道德巩固了资本积累的关键作用,这一切在今日消费主义和拜金主义的作用下已彻底丧失,所有一切都需要宗教信仰与价值观念的重建。

 

后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制度以及价值观念,成为一种商品与观念所夹杂的消费时代,它超越了国家民族的界限,渗透到人类生活的神经骨髓中。主导经济的资本力量成为一种生活观念的制造者。对一种商品的消费与接受,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一种情感与价值的接受。一个不得不承认的实事是,资本主义文明使任何人都成为一种利益化的“商人”,不再区别他们是学者、法官、医生、牧师、政客、工人、艺术家、农民、小偷、妓女,统统都是商人与准商人。这便是历史进步导致利益合法化的资本文化形态。人类为了自身利益所展开了社会博弈,由生理行为演变为心理与价值的抽象活动。这些都是资本主义文化创造力和历史适应力的双重表现。

 

资本主义与文化艺术关系

艺术品与商品一样,在资本主义行为过程中,其原始目的与功能均发生了质变。作为审美的精神产品,它是最先成为私有文化的标志物。在原始社会,出现了私有物就是审美材料的工艺品,发掘的史前殉葬品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早在部落时代,神话和巫术已开始构造一种权力意志,从而开启了一种神权的封建时代。当前权力成为强大独裁意志,它必定反对自由思想的创造力,目的在于防范其构成既定权力的不利,因此,封建专制就必须限制思想自由和艺术创造。另外,作为统治阶级的贵族集团,把文化艺术创造当作自身的一种垄断权,试图唯有他们才能从中收益,艺术品和美术馆之所以是上层建筑的文化设施,其目的一目了然。所以现代国家将艺术引入国民教育中去,目的在于增强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和精神生活。美术事业对于一个社会的文化创造力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可见艺术自身的文化价值与收藏意义存在一定的内在必须,从而演变为一种纯粹资本博弈与社会洗牌的对象,它反映出艺术在资本异化中的社会作用。此外,还出现了资本直接操盘,不顾艺术自身规律和文化价值,这便是资本博弈的投机方式。

 

奢侈性工艺品,它不再是一种纯粹的审美艺术品,而成为权力与地位的社会文化身份,这就是私有制赋予艺术的特殊形态。艺术的原始审美功能在历史发展中越来越复杂,出现了归属于商品经济与权力文化的一部分。在封建时代,审美出现了阶级化表现,如中国封建时代,艺术与社会等级、伦理秩序相为一体,从而引发雅与俗的阶级审美文化的对立。很显然,雅艺术是在俗艺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者是人类审美活动的原始需求。正如“玉”是王公贵族佩戴的阶级标志物,象征着权力与地位。这一点,艺术品作为文化身份和奢侈物品,在今天仍没有发生多大变化,相反是更显得多样复杂了。首先,作为赏心悦目的观赏性和炫耀性的艺术品,在历史发展中并没有出现本质的变化,但艺术在进入一个自觉创作状态后,就演变为一种高级化的精神产品,不光成为作者思想感情的宣泄,同时也作为社会观念的精神武器,成为社会斗争的权力意志。艺术家综合了哲学家、神学家和革命者复杂的角色,不再是取悦达官显贵换取生活的工匠。事实上,艺术这一文化功能在艺术贵族化过程中获得启示,而且这种经验在不断尝试与借鉴中获得成功。现代文明在意识上来自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它真正作为一种社会思想则是在艺术不断渲染之下才成为可能,这就是文艺复兴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同样,中国虽然作为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但其文艺一直没有起到现代启蒙的作用,原因来自哲学与艺术的思想贫困,中国本土艺术始终作为一种审美工具和被动权力的政治工具,直到“五·四”运动才开始文艺思想的现代启蒙,但实践证明这还是不够彻底的,文化上没有获得真正自由的自觉状态。

 

今天,艺术品所形成的四种价值属性,审美感官与文化意义仍显然属于艺术内部系统,它是通过历史进程与社会实践来表现其文化价值的;艺术的收藏价值,不论基于审美的还是思想观念的艺术,收藏都是交集着学术与占有的双重行为,最后变为纯粹的盈利投机行为。艺术自身的价值是抽象的,它仅仅是人类赌博过程所需要的道具而已,这种资本投机行为不仅限于艺术品,社会博弈过程中必须依赖一些有形或无形的介体,艺术的工艺审美价值与社会文化意义,注定成为资本博弈与社会洗牌的最佳对象。一个无法回避的文明社会现象,当十个人闲坐在一起,他们每人身上均有一百元钱,接下来就知道他们会进行“并包”游戏活动。赌博就是私有经济引发人类对心理异化的刺激体验,艺术品成为一种投机心理与资本博弈的宠物是有着其内在合理性的,一是艺术品早期是贵族奢侈品,它代表了权力与地位的文化身份,随着艺术创作自觉发展,艺术品所释放出来的文化价值,对于一个充满统治欲的特殊社会阶层来说,不免垂涎,因为权力均为一种智慧与野心、气魄与勇气的产物,它显然是来自思想与艺术共同所塑造物。

 

换言之,它必将刺激而并影响到艺术的发展走势。应当看到,资本力量对于社会制度和文化学术具有良性整合作用,它们之间彼此渗透与相互制衡才能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文明高级形态。首先,资本主义的经济冲动与现代文化发展从一开始本来有着共同的根源,这就是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思想。然而,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这两股力量相互制约,纠缠难分。道德节欲与财富积累成为资本主义的冲动力,并塑造了早期资产者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经营风范,以及贪婪野心、殖民扩张、征服自然界的冒险精神。在文化上,资本主义的兴起则使艺术家摆脱了对贵族集团的依赖,使得艺术家更追求个性解放和自我表现、想象和创造。当资本主义成为世界的新主宰,其霸道性的一面也不言而喻,他们不仅丧失了早期勤俭致富的价值信仰,同时对文化艺术间直接干预也变得唯我独尊。这些方面,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马克思在《资本论》、凡勃伦在《有闲阶级》和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均进行了批判性分析。资本主义成为当代世界文明秩序和价值规范。它说明了一种生理学上的必然本能现象。文明不是反生物学的,而是在生理基础上延展开的复杂而高级的形态。相反的是,哲学与文艺一种特殊的伦理文明作用,其正义与理想性恰恰对既定文明体系均有所格格不入。也就是说,它一直在刺激着人类原始性的异化发展,正如后资本主义文明受到反资本权威的文艺思潮的巨大启发,这种资本与艺术的互渗关系揭示着人类文明诡异性。

 

在资本主义运动史上,它与艺术共谋关系是不言而喻的。艺术作为一种情感思想的经验表现体,同时作为一种“拜物教”仪式不可缺少的材料手段,审美赋予商品与消费之间的特殊意义,成为后资本主义时代最重要的秘密武器,即心理性的情感控制对消费与投机的往往是决定性作用。当代资本主义对艺术审美功能发挥达到前所未有的极致程度,从国际分工与商品广告都说明了这一点,商品的情感价值成为赢利的最大空间。传统封建神权是通过艺术化仪式达到一种话语权力,现代资本主义“拜物教”同时通过审美关系去满足社会存在的价值实现和消费时代对商品的心理

 

后工业时代的消费方式过度的心理体验,这种心理胃口恐怕比生理欲望更具有膨胀力。大量的物质消耗用于满足人们的心理体验,一种流行时尚如同瘟疫一般蔓延,用大众话语说是“自我价值实现”。这些时尚经济所推行的流行文化与价值审美,恰恰证明了人类大众是严重缺乏自我,以致它们思想观念与情感体验来源一种权力控制。因此,艺术创意与概念设计占据了当代赢利行业的主导地位,广告与传媒的作用是生产线与实验室之外一个重要阵地;一件新商品的研发与生产成本不及宣传促销投入已是司空见惯的了。

 

资本与文化得以制度化规范,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文明重要特征。正如我前面所说,资本主义发展不仅是生产力孤立作为,其制度秩序恰是来自反资本权力的文化力量的构成。即良性资本对社会文化发展具体推动作用,反之,文化艺术与学术思想能够起到规范资本权力的作用。例如中国社会生态处于现代文明的初始阶段,传统的权力仍旧约束资本与文化的独立作用,这种权力资本主义特征沿袭了封建恶习,有人称之为“强盗资本主义”或“原始资本主义”。当权力变相为一种唯利是图的商业行为,艺术与文化、道德与价值均被动于权力化的资本力量,这便是官商一体对经济与文化的打劫性的破坏作用。换言之,在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下,必须有相应的制度规范保障整体社会生态,尤其是关系到社会持续发展的文化领域,更需要制度力量的扶植性保障,以避免资本力量主导一切的无度放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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